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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民元初年国会和政府之间的乱象，都四武浙川成和袁世凯废除国会搞大总统制的独裁统治，现在这个委员会-内阁施政体制，看起来运行的还是不错的。首先政府的行政权几乎为部门委员会所掌握，政府部门也就失去了同委员会扯皮的权力基础；而委员会对于政府部门的领导，又让委员会失去了推诿责任的借口。
正因为如此，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统府这边还没有什么动作，徐世昌也没有拿出什么施政方案，但是政府各部门却比之前提高了数倍的效率。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使得袁世凯-孙中山的政权交接就变的平稳了起来，不管是竞选总统失败的段祺瑞，还是地方上的实力派，都对新政府的成立表示了服从。
而这一现象却又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共和党真要架空总统府的话，凭借着委员会-内阁各部的政体，也还是能够让中国的政治中枢运转起来的。这种局面显然不是国民党众人能够接受的，自然也就不会有人站起来回答孙中山的问题了。
面对党内同志如此现实的反应，孙中山心里也是大失所望。他并不反感谢持、居正和政学系等党员对于共和党表现出来的痛恨之情，要是国民党内一面倒的去敬仰吴川，鼓吹和共和党交好，那么这个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但是他并不希望谢持、居正这些人只会痛恨共和党，却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对抗共和党的办法。为了能够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共和党相抗衡的政党，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坚持，不再要求新党员对自己宣誓效忠，甚至都不要求党员完全的支持三民主义，只要他们不站出来公然反对三民主义，孙中山都能够接受他们。
从建立中华革命党时的整肃党纪，要求党员精诚团结的效忠党的领袖；到今日只要能够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力的实力派，党就对这些实力派敞开大门，这可谓是两个极端了。但是为了巩固扩大国民党在各地的力量，孙中山还是默认了这种党组织的快速扩张。
只是，新恢复的国民党的声势虽然起来了，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凝聚力却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有所好转，现在的国民党看起来倒是比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时期更为杂乱了。那个时候还有宋教仁这个手腕圆滑的党内骨干把各地的国民党员凝聚起来和袁世凯争夺第一届内阁的组阁权，但是现在他身边却没有这样的人了。
谢持在党务工作中干的虽然颇有声色，但是心胸过于狭小；汪精卫年少成名，仪表和口才在党内一时无二，但是却不耐实务；胡汉民过于刚愎，戴季陶少了几分担当…环顾身边众人之后，孙中山发觉现在的国民党还不如辛亥革命前生机勃勃的同盟会，和组织严密的共和党就更加无法比较了。
“人才难得啊。”孙中山一边在心里如此感叹着，口中却不疾不徐的对着厅内的众人说道：“虽说我现在当上了总统，但是国民心里对于共和体制尚未信服，因此现在还不到清算北洋派的时候。
我们总要向国民证明，我孙中山不是袁世凯这样的独裁者，我国民党也不是丧权辱国的北洋派，这才能顺理成章的解除北洋派在政府中的责任，而让更有能力的革命同志坐到那些位置上去。
此次共和党向政府及总统府提出的一揽子意见，其实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是整理国家财政问题，虽然之前停付了庚子赔款，但是一年的内外债务偿本付息还要1.2-1.3亿银元之多，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的偿还债务以减少每年的债务支出，那么国家财政终究是要被这样庞大的支出给拖垮的。
特别是民元建立以来，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导致政府对外信用大减，从而不得不于民三民四发行了一批短期公债，这些公债以常关税为抵押，总数高达5000万元，每年需要偿本付息达700万元。但是共和党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拿回关税定价权，就得裁撤各口岸50里之外的常关，而拿回了关税定价权之后，关税增加部分必然会超过常关税，则国家财政收入就会大大增加，从而减少外债偿付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
此外就是收回各省的铸币权，今后只允许中央造币厂进行铸币和印刷钞票，从而减少当前各省币制混乱的局面…收回中国银行管理国库的权力，设立中央银行管理国库…缩减军费开支，增加国家经济建设的费用…
第二个方面就是缩减军队，把当前全国军队中不能胜任保家卫国责任的、缺额太多的、祸害地方的、不肯拥护共和制度的，都从国家编制中取消掉…
第三个方面就是为了发展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建设，有必要限制外国军舰进入到渤海，设定渤海为内海，使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真正成为拱卫京津地区的国门，从而确保首都地区不受列强在军事上的威胁…